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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时，由于地质学与抗战所必需的各种能源矿业开发密切相关，地质学家也成为中国抗战科技力量中一支特别重要的队伍。
战前，国内地质科研、教育机构有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以及一些省立地质调查所如两广地质调查所、湖南地质调查所等，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中也设有地质系。在对日备战中，地质学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南京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原料与制造组在翁文灏、丁文江先生的主持下，组织国内地质学界专家就中国矿产资源及其战时如何开发利用问题展开了调查和设计，重点是煤、铁、石油以及具有战略地位的钨、锡、锑等特种金属矿藏。
翁文灏
对于煤矿的调查一是沿铁路、长江，详细调查已开发煤矿的生产运销情形，为战时实施燃料统制作准备；二是内地发展重工业需要新开或扩充的矿场，如江西萍乡、高坑、天河及湖南潭家山等。
此外，他们还对如四川、青海的金矿，长江流域各省及山东、福建的铁矿，湖北、云南等省铜矿，湖南、广西的铅锌矿，湖南、江西的钨锑锰矿，西北地区矿藏以及黄河壶口、甘肃黄河、长江上游、浙东、四川等地水力进行了专题调查。
石油调查方面，国防设计委员会根据地质学家王竹泉、潘钟祥等对陕北石油地质的调查，1934年成立了陕北油矿探勘处，从事陕北石油开发；1936年根据黄汲清等人的调查，成立了四川石油探勘处，开展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
1937年初，地质调查所成立矿产测勘室，由著名矿产地质学家谢家荣先生主持，在中国西部地区寻找能源及工业原料。抗战爆发后，以该室为基础逐步发展扩大成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在后方寻找矿产能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国内三大最重要的地质机构之一。
抗战爆发后，地质学家们对作为勘查空白区的西部各省开展了精密测勘，调查了煤矿、石油、天然气及河流水力等工业能源矿藏，发现了大批具有工业开发价值的矿产资源，扩大了对矿藏储量的认识，为战时后方经济建设特别是工矿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对支持抗战贡献巨大。
通过对甘肃玉门石油矿的调查和勘测，地质学家们发现了具有开采价值的工业油流。抗战期间，玉门共产汽油1303万加仑，煤油511万加仑，柴油近72万加仑，能加工生产润滑油、白蜡等12种石油产品。抗战时期川、甘、陕、新及宁夏、青海部分区域的用油皆仰赖其供应。
甘肃玉门石油矿
当时，四川綦江、涪陵、彭水、威远等铁矿，经过数次调查，供给了抗战期间四川所需用的铁砂，战前四川省年产煤炭150万吨，战时则增加到300万吨，为制造军火、机器、农具及各种器材提供了原料来源。
抗战期间，黄汲清与杨钟健先生等在西北进行地质考察
矿产测勘室在谢家荣领导下，抗战期间以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为工作范围，进行了大面积的基础地质调查。经他们调查的西南地区煤矿共有60处，其中经过钻探证实的云南昭通盆地的褐煤储量超过1亿吨；贵州水城威宁的烟煤储量估计可达2亿吨以上。他们在云、贵、川一带共测制了97964平方公里的矿产地质概测图，2500平方公里的矿产详测图。
地质学家还调查勘测了钨矿、锑矿、锡矿、汞矿等稀有金属及非金属矿藏，使之源源不绝地生产并输出国外，换取外汇，以作抗战的资本。此外，因海岸封锁，海盐断绝，为保障供应，地质学家经调查研究，并指导凿井开发，使后方人民无淡食之虞。
与此同时，地质学家们在抗战期间的活动还促进了对西部地区地质的科学认识，以及后方地质科学教育的发展进步。
抗战期间，中国地质学会克服重重困难，始终坚持每年年会和会后地质旅行制度不辍，并且强调中国地质学界要面向国家需要、解决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后方工矿业发展提供专业咨询服务。1942年，中国地质学会第18次年会形成的9项决议案几乎都与矿产调查与开发相关。
战前中国西部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广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地质，除偶有个别中外专家调查外，大部均为空白。抗战中的工作，大大增加了对西部诸省地质的了解和认识。为开发西北矿业，1941-1942年黄汲清先生等对新疆地质展开综合调查，1943年地质调查所与甘肃省合作组成地质矿产调查队，对甘肃省的地质矿产特别是煤、石油及石膏等矿开展调查。
另外，四川省地质调查所、西康省地质调查所、福建省地质土壤调查所、云南省地质矿产调查所、新疆省地质调查所等省立地质科研机构也陆续成立，壮大了中国地质科研队伍，拓宽了地质调查范围。
抗战爆发后原东部沿海地区主要高校大多内迁，北大地质系与清华地学系在昆明合组西南联大地学系，成为当时各高校中教学实力最为强大的地质专业。同时，由于许多著名地质学家到高校任职或兼课，如中研院地质研究所朱森先生先后在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任教，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在西南联大兼课等，极大地促进了后方地质科学教育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中国地质学届不仅为抗战时期地质科学发展和矿产资源的勘探贡献甚巨，而且也为战后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如"陆相生油"石油地质理论的提出，为以后石油地质勘探东移及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等奠定了基础。
抗战已胜利70余年，中国地质学家在其中的贡献仍延续到现在的地质学研究当中，百世流芳。
